今天早晨，手机上显示一条未接来电，名字显示：
2018年夏，我在丽江旅游。他提着一袋啤酒交给了旅店老板，托老板放到冰箱冰镇。他头戴一顶鸭舌帽，身穿白色短袖，下着宽松裤衩。微白的胡须告诉我他是一位长者。当时我正在一旁赶着给客户的英文稿件，突然兴起，就和他聊了起来。我们相谈甚欢，互相了解了不少—尽管更多的是我了解他。比起五六十多岁的他，一直在大学里面的我自然显得没有什么经历。
他此次来是陪他的太太，中国云南人，在丽江做一些民族学研究。他在大学读的是政治科学；要知道，在他年轻的那个年代读大学比起今天的美国困难很多。我对政治也很感兴趣，于是就把话题切换到了国际政治方面。我也聊到我下一年暑假计划来美国旅游，他表示愿意做我的Host带我在东海岸玩玩。当时我也没有非常在意，把他的邀请权当是客套。我们大约聊了一个小时；不过在我记忆中，我们谈话的内容已经和他的面容一样模糊不清了。
临走时他说要我等一会，想送我点东西。他上楼取回一本 Foreign Affairs 杂志递给我。我开心地收下了。最后我们互换了电话，就此分开。
2020年5月的早晨，我醒来发现了一个未接来电，是他。我非常惊讶，脑海中闪过很多念头。两年了，我们从来没有联系过，怎么他突然打过来了？目的是什么？想要找我借钱？估计不会吧。也许是他在中国还有些事情，需要我帮忙？让我同样困惑的是，他竟然还记得我，然后我的电话还被他找到了。
我抓起手机打了回去，也不管打一个越洋电话的费用有多高。有可能是他打错了，我要打过去确认一下，万一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，比如他有几百万的财产在中国要我继承呢？
电话通了，熟悉的声音瞬间将我带到了两年前的那个旅店。仿佛是在延续那一场交谈，Berry的第一句话便是轻轻地责怪我说去年会去美国玩找他，但是却一直没有联系他。我连忙道歉说去年我本来是有旅美的计划，不过后来计划搁浅了，就没有联系他。如果明年有机会一定来。他表示很期待，说明年过来他会show me around. 过后他问我是否有时间可以聊一聊。我说等一下，我用Skype打过来会便宜一点。
于是他开始问我香港的一些事情，中美的冲突，以及美国国内的政治问题。期间他也向我吐露了一些他的私事。他坦白说他在丽江时的那个妻子其实是他的second wife，他在美国还有一个家庭。他曾经和一个非常富有的单身女性在一起，跟着她，他几乎环游了世界。最后，我们又回到政治，各自就当下的形势发表了一些看法。聊了大概45分钟，我们结束了谈话。挂电话之前Berry又一次热情地邀请我去他家，并且参观他即将要装修的他爷爷在二战时期修建的房子。
电话挂了后我久久不能平静。不光是因为我从这次谈话中学到不到事情，更是感叹于要打通这个电话，需要太多容易被轻易改变的事情保持不变。如果我在这两年换了号码，他就打不通我的电话。如果我的通讯录没有保存他的号码，我就不会知道这个来自美国的未接来电是他打过来的；更可能的是，我会把它看作一个欺骗电话而忽略掉，甚至加入黑名单。
我也感叹，友情需要主动。原本我以为我和Berry只会是一面之交，和我之前的很多次际遇一样，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见了。确实，如果这次不是Berry主动打电话过来，我可能都不会记起来有遇见过这个人。即使记起来，也不会去打电话，并且在心里告诉自己，对方可能早就忘记了；即使我真的去了美国，也不要去联系他，人家那样说可能只是出于礼貌，打扰人家多不好。
可以是谁说就一定会是这样呢？难道我就不能主动一点，把萍水相逢变成终身的朋友吗？如果Berry在打电话前也被这些顾虑所劝退，那么这次的谈话就不会发生，我们之间的友谊就不会得到进一步发展，明年我去美国，也会错过一些更有价值的体验。总之，这次他的主动除了让我多了一个年迈五十的好朋友，也让我学会了主动。
明年如果我去美国，我会毫不犹豫地联系他。